宝石娱乐游戏官网版下载-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故事: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

  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期间颠沛流离故事

  有人听到警笛 吓得筷子掉地

  铺开追逃作战图,全省追逃追赃战果逐年递增:2015年,128人;2016年,147人;2017年,170人;2018年,237人。2019年再创历史新高,共追回外逃人员506人,包括“百名红通人员”2人,追赃金额11.83亿元人民币。

  追逃工作势如破竹、一往无前的背后,是外逃者们的防线崩溃、节节败退。颠沛流离与贫病交加、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……笔者日前采访了多名外逃归案人员,他们用切身血泪教训和切肤之痛,勾勒出外逃生涯的凄惨与悔恨。

  南方日报记者 祁雷 通讯员 粤纪宣

  表现1:贫困交加

  摆地摊卖工艺品谋生

  “外逃那段日子,我不敢住旅馆、宾馆,每到一个地方,我就在当地医院大堂过夜,或是干脆在野外搭帐篷……”

  郭海文,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原党委副书记,逃亡时,他骑单车一路向西,从清城出发,经肇庆到广西梧州,辗转4省份13县市,最后到了云南大理。

  “有想过放弃!我骑车至云贵高原时,海拔越来越高,高原反应越来越重,加上天气开始变冷,骑行变得十分困难和缓慢,心里打了退堂鼓。”但不敢面对法律制裁的郭海文没有回头。

  时刻东躲西藏,长期颠沛流离,这是外逃人员最真实的写照。但逃亡生活的残酷,远不止于此:贪腐赃款日渐耗尽,又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,打零工和摆地摊,成为了不少在逃者有限的谋生手段。

  “在菜市场附近的人力市场,我做沿街揽活的临时工,小工、搬运、保洁,什么都干。那里揽活的民工不少,一整天也揽不到活的情况经常发生。”为维持日常生活花销,除了到人力市场揽活外,郭海文还在当地人民路摆起了地摊,卖起了工艺品,在朝不保夕中苦苦挣扎。

  与郭海文“仓皇出逃”不同,一些腐败分子抱着“海外即法外”的侥幸心理潜逃境外。为了上多一道“保险”,有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逃往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。

  然而,即使潜逃海外,他们依然逃不出“苦”的底色。

  对这种境外逃亡的艰辛,何权昌感受尤为强烈。这位后来退赃达5.96亿元的中山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,更是以自身经历为诫,写下了《呼吁在逃人员早点回国投案自首书》。

  他写道,在海外逃亡生涯里,因为不懂英文,他根本没法外出买东西与生活。实在要买,都是晚上6时后出门,因为菜价便宜一半。看着根本听不懂的英文电视节目,成了他仅有的娱乐。后来辗转香港,他住过劏房,为了省钱,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面包、一盒饼干。“生活十分艰苦,有苦只有自己知道。”

  何年是归日,雨泪下孤舟。在短则数年、长则数十年的煎熬中,苦成了外逃人员最深刻的记忆。

  表现2:草木皆兵

  思念亲人却不敢打电话

  “一开始几年,我没办法工作,整日东躲西藏,内心像惊弓之鸟。一次正在租的房子里吃饭,听到外面有警车的警笛声,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。我怕房东看出破绽,很快就退了房子走掉。”外逃归案人员董亮生说。

  董亮生是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计划金融管理股股长。在逃亡的20年间,他每天在恐惧中过着没有尊严、没有自由的生活,有家不能回,思念亲人却连电话都不敢打,寄人篱下、仰人鼻息,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寒。

  在恐惧的支配下,外逃生涯吞噬了这些人的健康,耗尽了他们的精气神,掏空了内心所有的积极情感。很多外逃人员患上了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,成了满头白发、满身病痛、每天“拿药当饭”的“药罐子”。

  境由心转,相由心生,这甚至导致了追逃双方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吊诡局面。

  “如果不是有飞机安全员的指引,我几乎认不出他,他坐在那儿,肚子大大的,脸色黑黑的,眼袋耷拉着,和当年意气风发时完全不一样。”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“百名红通人员”黄平回国投案时的情形,“类似的场景,实在太常见了!”

  唯有主动投案,才能得到解脱。“我在外面确实有很大思想负担,回来之后很踏实。”回国投案后,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直言。

  表现3:骨肉离散

  爷爷过世作为孙子不敢回

  “没有朋友,又不敢和家里人通电话,生怕害了亲人。”外逃人员抛出的这句话,是他们外逃生涯的又一沉重注脚。

  选择逃亡,意味着割舍掉亲情,放弃含辛茹苦将其养大的父母、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寄予厚望的子女,活成一个“孤家寡人”。亲人,成为了这场“囚徒困境”的无辜牺牲者。

  佛山市南海区原房地产交易所所长黎健雄举家潜逃。妻子廖某娟回国探望,被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2012年,黎健雄的爷爷过世,作为孙子的他未能给爷爷送终。“他一见到我们就哭,老人一方面很想儿子回来,另一方面又怕儿子回来要坐牢,心里很矛盾。”接触黎健雄父亲的办案人员回忆。

  但有的人不信邪,拉着家人逃亡,最终结局一定是双输。

  陈运波,揭阳市惠来县公路局原副股长,涉嫌贪污罪,被抓获时已62岁。追逃人员依然清晰记得,在进门之后,陈运波衣着破旧,房子狭小阴暗、脏乱无序,令人意外的是其妻子赖某却显得异常平静,似乎得到了解脱。

  原来,陈运波在潜逃过程中,长期和妻子窝居在一间月租只要150多元的小屋里。为讨生计,他们在小饭馆里当清洁工,每天只有20元的工资。“因不敢用身份证,为了生活,多苦多累的活,我也干。”陈运波无奈地说。

  外逃不归,“猎狐”不止。事实证明,天罗地网之下,出逃终将无路可逃。奉劝所有的外逃人员迷途知返、尽快投案,组织和家庭才是人生最温暖的港湾。

【编辑:于晓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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